懷念盧兆麟先生.系列四之三.証言

盧兆麟口述史─「人權奮鬥証言」文字記錄

照片:理想和帥氣從年輕到老都沒變的盧兆麟。(潘小俠攝影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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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兆麟口述史─「人權奮鬥証言」文字記錄

時間/地點:2002年9月30日/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縣新店市華城路5-1號
2002年12月27日/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
台北市哈密街107-1號
採訪者:滕兆鏘,林世煜,胡慧玲
記錄:胡慧玲,林世煜

民國三十九年(一九五O年)十一月三日,在台灣師範學院,就是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,唸四年級的時候,我被捕了。原因是閱讀左派書籍,就是社會主義方面的書。那一年稍早,已經先抓了一兩百個大學生。

每個時代有其各自的背景和趨勢。當時台灣剛「回歸」中國不久,二二八事件也才發生。民國三十九年,公元一九五O年,台灣開始進入白色恐怖時代。中國的內戰在大陸正打得如火如荼,國民黨和共產黨互相爭奪中國的政權,內戰從東北打到長江,台灣受到影響,隨著大陸的動亂,顯得非常不安。

學生對政局最敏感,很多大學生剛從大陸過來,以沿岸的上海、江蘇、福建和廣東最多。台灣的大學不多,在台北的有台灣大學、師範學院和法商學院(後來併入台大,成為法學院);另有農學院在台中,即中興大學;工學院在台南,就是成功大學,總共只有這五、六所,每年招收的學生也不多。

當年台灣的大學,曾個別到福建、廣東、和江浙、上海等地招生,大陸學生也需通過考試進來。他們大多靠大陸的親友接濟,互相也通信往來。大陸一省一省的「淪陷」,被共產黨佔領,他們的心情愈來愈沈重,家信斷絕,錢也沒辦法寄來。更重要的是,在政治鬥爭當中,到底要站哪一邊,你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。

國民黨在校園和學術界,以三民主義、國父遺教作為政黨的信仰;共產黨則宣傳共產主義,尤其以毛澤東的「新民主主義」,為主要的學術信仰;學生受影響也分成兩派。當時的世界趨勢,已進入冷戰時代,分成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,雙方的對立非常明顯,台灣也不能免。有不少親西方的自由主義者,而傾向蘇聯社會主義的也有不少;但知識階層、文化界和學生,一般都左傾。美國、歐洲和日本,都有同樣的傾向。

這是全球性的體制對抗。社會主義陣營同情農工、弱者和窮人,學生都偏向這邊。我讀的是教育系,班上有一、二十位外省學生,約佔全班四十人的一半。其中有國民黨的職業學生,他們平常也做些政治活動,像拉人入黨等等;同樣也有共產黨的學生。這兩個黨的學生,到底是考上之前就已入黨,還是事後安插,在校園裡兼做政治工作,就不得而知。

即使國民黨的職業學生,也有轉而同情共產黨的。我出獄回來後打聽過,有兩名國民黨籍的同學被槍斃。其中一位李德育,在保安處上班,穿軍服來學校;另一位陳光第,也穿軍服,聽說是彭孟緝的家庭教師。當時他們被視為國民黨的職業學生,或許因為同情共產黨,也被打掉。當時的情勢就是這樣。

台灣籍的學生,傳統上比較親共。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,而共產黨一向以解放殖民地為導向。日治時代到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,很多偏向社會主義,是親共的,光復以後,台灣學生仍保有這種態度。中共在大陸取得優勢之後,也增強了對學生和學術界的影響;國民黨的失敗,原因之一也在於學術界已普遍親共。大陸已有「中國民主同盟」的組織,構成民盟的都是知識份仔,後來大都投靠中共。

學校裡的讀書風氣,因為時局的緊繃,課還是會去上的,但人人關心國民黨和共產黨內戰的真相,都會去讀相關的書,尤其是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。學生也成立社團,如「社會科學研究會」等等,一起讀大陸出版的書;像上海「生活書店」的書,比較便宜種類也多。當時如《唯物辯証法》、《大眾哲學》、《資本主義批判》,和《新民主主義》這一類的書很多;《政治經濟學》,《社會發展史》等等,都寫得不錯,都是馬克斯的觀點,學生特別喜歡看。這些書,重慶南路的書店就買得到,只是放在裡面,要走進去一點才找得到。從民國三十八年起,這些書變成禁書,禁止販賣、禁止閱讀;但市面上照樣賣,大家也照樣讀。

我曾兩度被捕,第一次是因為四六事件。

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,兩位台大和師院的學生共乘一輛腳踏車,即所謂單車雙載。那時腳踏車很少,後座常常載人,但卻是違規的。他們在新生南路被警察取締,大概警察態度不好,以致發生口角;當時戰爭剛結束,警察十分霸道。警察把兩個學生抓到大安分局,兩人在裡頭被打。目睹的師院學生立刻趕回宿舍,動員同學包圍大安(第四)分局,要求放人。

學生對抗警察,是日治時代的傳統。日本警察對台灣人很壞,學生一有機會,都會和警察槓上。但是日治時代,學生得到較大的保護;當時要考中學很困難,學生人數少,都是菁英份子,比較受到尊重,政府對學生都另眼看待。學生和警察生事的話,都只交由學校處份,不會被抓;就算交給學校,校方頂多罵幾句就算了。所以學生對上警察,都會要想比一比。

二二八當時,那些大陸警察又壞又愛收紅包,學生對警察更無好感。單車雙載事件,可能就因雙方的態度問題,引起糾紛。警察找了同事來,把兩個學生押到第四分局拘留。

逮捕的狀況被其他的學生目睹,立刻回學校通報,先到師院。那天下午,師院學生聚集七、八十人到第四分局要人。分局起初很強硬,不承認抓學生,不肯放人;大家又聽說兩位學生被打,雙方更僵持不下;隨後台大學生也趕到分局,現場約有一百多人,把分局團團圍住。分局上報市警局,市警局怕事情鬧得太大,命令分局當場放人。人放出來,學生仍不干休,要求分局長出面道歉;分局終於有人出面,卻是冒牌的,不是分局長本人。學生於是把出面道歉的警察架回台大宿舍,到半夜才放他走。

隔天,台大和師院發動全校學生,到中山堂旁邊的台北市警局抗議。學生沿著羅斯福路、南昌街遊行,一直走到中山堂。遊行當中所唱的歌,和大陸學潮時唱的一樣;因為有很多外省學生參加,他們會講北京話,隊伍大多由他們領導,唱的歌除了民謠之外,大概也有「國際歌」等等。

那天有四、五百人參加遊行。學生沿路散發傳單,抗議警察抓人打人;外省學生又因時局的關係,家裡無法匯錢過來,吃不飽飯;有些雖是公費生,也只領到很少的津貼。二二八前後,通貨膨漲很嚴重;日治時代,一個月薪水才二十元左右,生活就過得去了;中國政府來接收之後,錢一直薄,後來貶到四萬換一元,難怪公費生也吃不飽。所以遊行當中散發的傳單,有反飢餓、反迫害等口號。

這也成為後來抓人所用的籍口,當局指遊行時唱共產黨的歌,散發共產黨的傳單。市警局向高層請示,當時省主席陳誠不在,大概回大陸開會,代理者決定低調處理,由台北市警察局長出面道歉;學生達到目的後解散。據傳,陳誠回台之後,大發脾氣,決定擴大逮捕學生。

其實,當年台灣的校園,和大陸比起來很平靜。大陸正逢內戰,學生又具有社運前鋒的傳統,當然鬧出很多學潮;相形之下,台灣的學生很溫和。但這個事件成了導火線,大家發現政府愈來愈不講道理,學生必需團結起來。於是兩校決議,在青年節集會,商議擴大校際的學生組織。

現代的台灣學生,比較少參加政治運動,只有黨外時代比較多,近幾年又少了。早期的學生不是這樣,從日治時代開始,學生的抗日動運就有很多件;戰後初期也有,像反對中美的商約等等。我們對自己歷史上的學生運動,應該深入瞭解,學生該出來參與時,就要站出來。

三月二十九日,各校學生在台大法學院集合,以紀念黃花崗的名義,舉辦營火晚會。當晚台北市高中以上學校,像成功中學、北一女的學生都到場,台中、台南的學校也派代表參加。大家圍著營火,舉火炬跳舞,還有台大「麥浪歌詠隊」等等的演出。當晚做成決議,要組織全省性的學生聯盟。當局認為事態愈來愈嚴重,擔心會引發像大陸那樣的學潮,決定先下手為強。到了四月五日,終於動手抓人,先抓了師院學生自治會會長周慎源。

四月五日早上,那天似乎放假,有人進入宿舍,對周慎源說,他家裡的親戚在外面店裡等著,要他出去。他是嘉義人,以為真的有人來找,就出去了。一出去,立刻被兩名特務左右挾持,上了人力三輪車。

當時用三輪車載他,兩旁特務押著,押送途中,路經台大醫院附近的新公園。周慎源看到附近有台大醫學院的學生,就大聲喊「特務抓人、特務抓人」,隨即跳下三輪車。台大學生迅速圍過來,兩個特務立刻逃走。周慎源回到學校,學生都非常氣憤,兩校集會討論,打算再度示威抗議。

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清晨,其實前一天夜裡十一點多,師範學院的學生宿舍,就已經被包圍。當局要抓的學生分屬兩校,也同時派兵到台大去抓人。他們有一份逮捕名單,師院六名,台大十三、四名。台大宿舍是日式的平房,軍警一衝進去,想抓的人很快抓到。學生稍有抗爭,大體上很快都被抓了。

但師院宿舍是新蓋的兩層樓,底下有門,軍警動作不便。最重要的是,我們事前已經得到消息,知道夜裡可能來抓人。大家集中在北面宿舍的二樓,拿樓下餐廳的桌椅塞住樓梯,碗都收到樓上當武器。半夜裡樓下喊起來,來的人以保安司令部的士兵為主。他們在外面喊話,說只要抓名單上的六個人,我們交出來就沒事,不要受共產黨的煽動。

當時師院的院長由謝東閔代理。他到現場對我們喊話,說台灣學生不要傻,不要被他人欺騙利用,把人交出來吧。我們回應說,半夜抓人又沒有公文,太不合程序,我們不會放同學出去。雙方對陣互相喊話,一直僵持到將近天亮,外面的士兵動員愈來愈多,據說有將近一團的兵力,和平東路附近臨時戒嚴禁止通行。天快亮時他們終於衝上來,我們從樓上把碗丟下去,被打中的士兵,血立刻噴出來。他們一路攻上樓梯,學生和士兵對打,學生打不贏,一個個被綑起來,裝上卡車,送往現在的中正紀念堂,那時還是日本人留下的軍營。

宿舍裡原來住有三百人,因為放假人數不齊,被捕的大約兩百人,在軍營裡關了六、七天。台大那邊,要抓的大概都抓到了,但師院這邊指名要逮捕的六人,才抓到一半。周慎源、朱商彝(台中一中畢業,後來去大陸,改名朱實,任教於上海某大學,曾數度回台),鄭鴻溪(也逃到大陸)等都沒有被捕。在軍營裡,他們問是誰煽動,誰有共產黨的嫌疑等等,沒有人理會。一星期之後,把我們放了。

聽說,周慎源當天藏在樓下飯廳的天花板上面;也有人說,是躲在廚房裡,工友睡的通舖底下。他後來的遭遇很戲劇化,跑到桃園山裡,被發現時,和情治人員槍戰後被殺;鄭鴻溪和朱商彝,則據說坐船到大陸。一九四九年,台灣和上海還通船,他們可能託人設法,用假名坐上末班船。過去之後,鄭鴻溪做到統戰部第一局局長;朱商彝曾因交換教授,到日本教了三、四年書。

一九五O年我再度被捕,他們也問起我牽涉四六事件的情形,像當時做了哪些非法活動等等。其實主要是受到時局的影響,每天的新聞都是關於內戰,兩邊如何打,百姓如何死傷慘重,餓死的、凍死的多少。又因為台灣經濟很糟,先被戰爭破壞,政府官員一來,又是貪污;他們穿中山裝,袋子特別大,隨時找你麻煩,只要紅包塞進去就沒事。

有次我回家鄉去訪友,他父親做糖的買賣。糖是管制品,用牛車載了五、六大包,路上被警察攔下來查辦,隨即以一紙紅單把朋友的父親從家裡調去,當場把人扣留。朋友家裡非常慌亂,有人比手畫腳的點醒說,就這樣趕快把那個放進去,人就能出來,怎麼你們連這個也不懂。家人急忙籌錢送去,果然不到半小時,人就放了。那時我還是學生,已經見識到中國的吃錢官了。

學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後,並不覺得恐怖,只感到很不甘願、不服氣,整天想著要如何對抗。青年人不知道什麼恐怖,除了機槍正在掃射的時候;大家都不甘願,想起二二八事件,被他們殺那麼多人,就要想盡辦法推翻國民黨,大家的意識裡都是這種想法。很多人會走這條路,就是感覺到要對抗國民黨的話,共產黨那一套不錯,運用地下組織,慢慢吸收人,嚴格訓練,有制度有團隊精神,才可能對抗,才有效。不能像二二八那樣單打獨鬥,人再多也會死光。這可能是很多人參加共產黨的原因,不一定每個人都對大陸有興趣。

另一方面,青年對共產主義的興趣,和日本時代的傳統有關。當時的世界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,世界上的殖民地,大多偏向共產陣營。因為統治者是白人帝國主義者,非洲、南洋都很悽慘,牛馬般的被奴役、被管制;社會主義者號召民族解放、殖民地解放,非常有魅力。日本統治台灣數十年,在台灣的日本人就比台灣人佔優勢。我投考台中高工,每年錄取一百四十人,日本人就佔一半;其實日本人才二十萬,台灣人有六百萬,他們卻優先佔一半的名額。我記得報考台中高工的台灣學生有三千人,才取七十名,你看有多難。台中高工目前還存在,也還是高工。高工畢業後,我先考上延平大學,卻因為二二八之後學校被查封,才再考進師院教育系。

一九五O年五月份抓的學生,都說是因為蔡孝乾的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」的關係。學委會系統的負責人是李水井,他是學生支部的工作委員,從那裡牽出來的。那時大家確實很認真的讀共產主義,主要誘因是為爭取殖民地解放,和資本主義國家對抗。認為最後必定會再發生世界大戰,因為資本主義國家,為了爭奪市場和資源,必將再侵略未開發國家。很多資本主義國家互相爭奪殖民地,將引發生世界大戰。這一套理論很有道理,而且很準,第一、二次大戰就這樣發生了。「生活書局」的書,把共產主義寫得很平易,我們的中文能力不強,讀生活書局的書較容易瞭解,大家都買來看,我被捕也起因於生活書局的書。

要等到後來,才知道有那麼多支部,台大工學院、法學院、農學院、醫學院都有支部;師院也有支部,人還不少。五月份抓的那一批,也曾到師院學生宿舍抓了十幾個人,我們的「社會科學研討會」,也有很多人被抓。班上的外省人被打掉了兩、三個;台灣人這邊,有些人逃跑,有人涉及學委案。

一九五O年十一月我被捕之前,從九月、十月間就開始槍斃人,鐵路案和郵局案最早,就在火車站執行,現場貼出佈告。有次軍車壓死一位國防醫學院的教官,也是在車禍現場的羅斯福路上槍決,而且不把屍體移走,在上面貼張佈告示眾。早期很多人在車站槍殺,國民黨就是這樣做。

我也感到可能會被抓,所以他們遞條子進教室時,我心理就有數了。但是我被捕,卻因為看禁書。原先讀禁書並不是那麼嚴重,以此為藉口抓人,是一九五O年五、六月以後才開始的。我的書被一位高工的同學拿去看;當時大家對這些書還不當一回事,很多書就放在學生宿舍的書架上,有各種書籍和上海發行的雜誌和報紙,同學借了兩本去看。

我這個同學,曾經考上成都的(中央)陸軍軍官學校。在台灣,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軍官學校非常難考,如今有機會投考中國的軍官學校,很多人就去應試。即使在二二八之後,大家仍搞不清楚軍校是國民黨的,以為總是國家級的學校,何況是政府來招考的。這位同學叫陳耀堂,約在一九四八年去讀,大概是第二十二或二十三期,他如果一直做到現在,一定是將官。但他大概看不習慣,和教官打架而被開除。

回台灣之後,到宿舍來找我。他經歷過大陸的狀況,想看看那邊的書,我有一些上海發行的「觀察」雜誌,和社會科學研究會那些《大眾哲學》等書,他拿了兩三本,那些書原本就放在桌上。他看了之後,又借給軍校的同學顏大樹。顏大樹也是台灣人,當時任職於總統府警衛隊;他剛畢業回來,被派到總統府。顏把書帶回營裡,被人檢舉,很快沿著陳耀堂追到我那裡。兩位同學先被抓,隨後就抓我。我的案子變得很嚴重,好像我對軍隊有什麼企圖,要刺探情報什麼的。

十一月三日,上課的時候,四個便衣到訓導處,開個小條子,要人送到教室,寫著說家人找我,要我出去一下。一出教室,兩個大漢在外面等著,一人一邊,嘴裡說,請、請、請。我覺得不妙,不像家人找我,才走樓梯邊,兩人就把我架起來,一直帶到校門口,有輛吉普車等在那裡。上車後一直送到保安司令情報處,就是現在的獅子林,是日治時代東本願寺改成的政治監獄。

我一被捕立刻開始偵訊。當時審問的重點,是想趕快把有關係的人都抓起來,政策上不讓任何違抗他的人留在外面。所以一開始就追問,還有什麼人,有什麼組織,書哪裡來的,有沒有開會,一直追究。我們都沒有這些,頂多是在學校社團裡,互相把書借來借去,結果,把書借來借去看的人都要抓。

在情報處,他們一直問,我們的組織還有什麼人,也問起四六事件,說我毫不悔改。又問為什麼拿書給軍官看,我說我怎麼曉得,我的同學是被開除的,又不是軍人。訊問的重點一直認為我背後還有組織,一起看書討論,一定還有主犯,不斷的追究。幾乎連續三夜四天,我都在偵訊室裡,接受疲勞審訊,一直換人來問。有的人很壞,扮黑臉,用棍子打我,又把我兩個姆指綁著電線電我;也有白臉法官,說很同情你呀,學生思想自然比較左傾什麼的。又有一位洪國式,是中共派來的,被捕以後被安排在情報處,要他說服我們。他說,我是那邊派來的,你們還是坦白講,沒有關係。總之,就是軟硬兼施,連續審問了四天三夜。

我的狀況很單純,就是借書、看書一共三個人,沒有什麼組織。於是他們說,那麼你最好的朋友是誰,把你朋友的名字寫出來。我想寫出來一定完蛋,就把班上四十個人的名字寫了二十個。我們班在五月份,也抓了一個涉及學委會的同學,他們拿著我的名單去問他,說我已經都寫出來了,這些都是你們的同案。那個同學嚇壞了,哪有那麼多人一起看書開會,那還得了。於是他點了兩個人,說這兩個有看過書講過話,討論書裡的東西。這兩個人倒霉了,一起被抓進來,都成了他的同案。

東本願寺原來的建築很高,情報處把它隔成三層,地下一層是大房間,每間可以關十幾個;二樓是獨房,像棺材那樣大小,後面一個洞供大小便,四面都沒有窗戶;最上面一層大概是關女生或重要人物。偵訊過後,我被送進二樓的獨房,關了一個多月都不再問話,之後才被叫出去寫自白書。

我自己並沒有寫多少,他自己倒一邊問一邊寫,問的重點還是一樣。前後在情報處關了兩個半月,終於要結案了;法官叫我出去,他問我答,他寫筆錄,都是他寫,然後就叫我蓋印。我說想要先看一下,一看,跟我講的都不一樣。他寫得很嚴重,說我發展組織,吸收兩個人;我只是借書給他看,卻變成是我吸收他,就要我承認;我說你寫的和我講的不一樣啊。但是不承認不行,他叫士兵抓住我的大姆指蓋指印,就算結案了。兩天後我被送到軍法處。軍法處位於現在的來來飯店,大門在青島東路,範圍很大,東面是軍法處,西面是軍人監獄。

到軍法處以後,大概覺得我的案子沒有什麼了不起,不曾再抓到新的人,所以很快就開庭,當時叫「提訊」。開到第二庭增加一個法官,大概算是會審,就這樣結案。我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到軍法處,五月判決。被叫出去聽宣判時,法官的口音聽不大清楚,只大概曉得被判無期徒刑,他唸了罪行,但是我都聽不懂。

判決的輕重是有「行情」的,同房的難友都會事先估計。他們對我說,你的案子牽涉到軍人,就不肯再講下去,只是搖頭,恐怕我會被打掉。當他們聽說我要被「判決」,全房都喊起來,既然還有「判決」,就確定不是死刑了。因為當時,死刑都在雞啼時分,鐵門卡的一聲,來提死犯;大家的心抽一下,呼吸幾乎停掉,安安靜靜的聽他們的腳步聲,看停在哪個房間,軍法處有二十多房。判決回來,我說是無期,大家倒是很高興。喔,無期啊,死不了的。

軍法處那樣的氣氛,實在不是人住的地方。那裡擠得像沙丁魚罐頭,六坪大的房間,關二十多個人。晚上睡覺不能平躺,都要側睡,起來小便的話就沒有位置躺了。冬天還好,夏天真受不了,熱得都打赤膊,只穿一條內褲,流出來的不是汗,都是油。我們把衣服撕開連成繩子,兩邊綁住軍毯來「拉風」,大家輪流拉才有點風,否則整棟押房只靠兩架小小的抽風機,根本沒有用。開飯時尤其熱,湯一送進來,熱氣令人受不了。

軍法處無所謂「放封」,只在早上開門讓你出去盥洗,時間才七、八分鐘,要洗臉、洗澡、洗衣服。大家都先把臉盆準備好,門一開就跑步衝出去,先接一臉盆水,沖衣服沖身體,才一下子哨子就響了。吃飯時一人一碗,配的是青菜,頂多拿豆腐渣炒一炒。但是在軍法處,因為已經過了偵訊階段,家人可以寄東西來接濟,我們吃的菜主要就靠家裡。偶而剛判決的人,在還沒有移送軍監之前,也可以接見親友,這時就有熱炒可吃,家人都會送來米粉、麵條和各種熱菜。

當年軍法處的接見室,設備還很簡陋,雙方隔開,中間有個小木窗,如果看守不注意,還可以拉拉手;後來用玻璃隔開,雙方只能透過對講機說話。判刑比較輕的人,在判決後可以寫信通知家人來接見。我在判決後也寫信回家,信還沒寄到,就被送往內湖新生總隊了。我是五月初判決,五月八日或九日,送到內湖;在內湖才一個禮拜,又全部移送綠島的「新生訓導處」。

或許是運氣比較好吧,我的案情依照當時的「行情」,很可能判死刑;又或許一九五一年前半年,綠島新生訓導處已經設立,有足夠的空間疏散大量的人犯,於是想趕快結案,以便將人送走。軍法處裡頭實在關得太滿,所以判決比較潦草,否則像我這樣,被認定參加組織,又吸收軍中兩人,是死定的。我記得還在軍法處時,大約一九五一年二、三、四月之間,比較少聽到大批槍斃難友的情形,大都一次一兩個。但是一九五三、五四年之後,只要吸收一人就槍斃了。

內湖的生活條件和軍隊差不多,睡教室裡的通舖,也可以申請家接見。家人收過我的信,曾經到軍法處接見,我已經被送走;在內湖我又寫信回家,家人來接見時,我們又已送往綠島。兩度都撲了空。

那一次移監,從內湖新生總隊和軍人監獄各送了一大批人,用很大的登陸艦,可能有五、六千噸,卡車可以開進去;我們從基隆啟程,五月十七日抵達綠島。新生總隊標榜的是「感訓」,不把我們當犯人看待,很多是判五年以下,或者判無罪但又「交付感訓」等比較輕判的人;七年、十年以上的人大都送軍人監獄。送綠島那天,軍監的人都被銬在一起;我們從內湖去的人沒銬,而且穿著他們發的制服。到綠島之後,軍監來的難友發牢騷說,你們在船上跑來跑去,我們卻銬在一起,動都不能動。國民黨有不同的政策,個人的遭遇也就不一樣。

第一批政治犯抵達綠島,是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。新生訓導處像部隊的營房,不像監獄,講起來就是集中營。剛到時連圍牆都沒有,只有三個大隊的營房,一個大隊有四個中隊,都是木板房子。寢室裝鐵門,是舊鐵軌改的,有木頭窗子。

我們的第一個工作是蓋圍牆,自己把自己關起來。每天到海邊打咾咕石,把附近海灘的景觀都改變了,原來凹凹凸凸的海灘,都被我們打平。第一任處長姚盛齋,原任基隆要塞司令。他的感訓政策,要我們拋棄對黨國不忠的思想,要信仰三民主義,效忠國民政府。他口頭上說,接受感訓成績好的,會給些好處,譬如提前釋放等等。事實上當然沒這回事,十年就是十年,無期就是關一輩子。

每天的作息是半天上課,半天勞動,但工作忙起來就不上課了,像一開始做圍牆,我們就整天搬石頭砌牆。最要命的是搬運補給品,像大米、麵粉和煤炭。從南寮上岸到訓導處有六公里,沒有卡車,全靠我們的肩膀和兩條腿。趕工的時候一天搬運三趟,來回三十六公里,而且不是空手,要挑東西。兩個人抬一包米,重五十公斤,煤炭先稱過,也是五十公斤。我們都沒有肩挑的經驗,挑起來實在不得了;自己帶去的鞋子,折磨一個禮拜就壞了,鞋底整個掉落,因為走的是海灘旁邊,舖咾咕石的小路。鞋子穿壞以後,赤腳來回,更加辛苦。

其間自然會和他們發生衝突,一年多之後,果然就把所謂「頑劣份子」送走一批。那一批有一百多個,不久繼續又送了兩批。又因為土城成立了「生產教育實驗所」,便把原判感訓的人也送走了。

「新生」當中,有一位東北籍的國大代表,齊維誠,聽說是陳誠下令逮捕的。因為他在南京開會時,曾提議嚴辦陳誠。陳誠在內戰時是東北的指揮官,戰敗撤退,致使東北淪陷,齊維誠提議嚴辦陳誠以謝國人。陳誠記恨他,一到台灣就把他抓起來判感訓。但是感訓隊要移送生教所時,卻把他留下,送到我們第三中隊來。

不知是這位老兄想要表現,或是處長姚盛齋想邀功。表面上是由齊維誠發起,提議推動「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」,受到上面採納而下令執行。於是各隊指導員便召集開會,要大家簽名響應,寫血書呈給總統,表現出受到感化參與運動的樣子。我們覺得已經坐牢了,哪裡還要響應這種運動,簡直是出賣自己,違背我們的意願,所以響應的很少。

第四中隊響應的最少,才只幾個人。隊長和指導員發火了,說有人煽火策動,抓了幾個人去關碉堡,事件演變到後來,變成一個大案,送一批人回軍法處,又槍斃了不少人。姚盛齋後來被撤換,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運動。新生訓導處的待遇,要等到第三任處長唐湯銘接任以後,才有改善。

當時的台灣省主席吳國楨,遭到整肅免職,據說他到美國以後,公佈台灣政府的惡行,其中有一條,是把愛國青年關在綠島。所以一九五O年代,美國大使和外國記者,都曾經到綠島查訪。因為記者團要來,我們的伙食和服裝都有改善。原先我們的衣服,從內湖新生總隊起,就像古代人穿的,我們叫它「屎桶褲」,兩條褲管上下一樣寬,在褲腰處裁開,兩邊交叉對折,用繩子紮起來。之後換成西褲,有紐扣有口袋,也可以繫腰帶。上衣也比較挺,又有帽子像學生那樣。

記者團來訪之前,成績不好、愛講閒話的人都事先疏散,送到山上隔離起來。要接受記者團採訪的人,也已事先指定,只有廖文毅案的鍾謙順是記者團特別的要求,此外都是處裡指定接受訪問的。之後我們還要「演出」上課、打球的情形,給記者參觀。記者也隨機找人訪談,但是比較不聽話的,早就隔離了。這是早期管理的情形。

蔣經國在蘇聯學會以黨做主體,嚴密控制,列寧式統治的方式,蘇聯就是以集中營管理政治犯。當然他也想「感化」你,教你不再信仰共產主義,改信他的三民主義。所以論起他以「感訓」的方式,對待我們的動機,第一在於他們是列寧式的體制;第二才是為了思想改造。

新生訓導處解散之前,已先有風聲出來,知道那裡要改為職訓隊。最後一任處長是劉鳴閣,非常嚴厲,整天把我們關在裡面,說勞不勞動無所謂,大概是開始做遷移的準備了。那時剩下的人不多,只有判十五年和無期的人,後期抓的人並不送綠島,所以我們感到可能要換地方了。

一批成績較差,或已快到期的人先去「泰源監獄」。當時我在政戰部的康樂室工作,是第二批過去的。最後還有些人留下來,像陳孟和等人。我記得判十五年的人,都是從泰源回家的,所以應該是在一九七五年前後,移往泰源監獄的,移監時我們都上手銬。

初到泰源,可能唐處長曾經反映過,說我們這批新生沒出什麼大紕漏,有問題的都是大陸抓來的俘虜,像南日島、東山島的俘虜。台灣的政治犯不但不出事,有些官兵還被新生感化。曾有一位輔導官,政戰學校剛畢業,初到任時很兇,說要徹底改進我們的思想;刑期滿的,都被他送小琉球管訓。後來他檢查我們寫的信,和我們逐漸接觸,就說,這些都是好人嘛,都是善良的。甚至有位外省人刑滿沒人作保,他竟要他自己的太太來保;和我們相處久了,竟變成這樣。這是被他管過的難友說的故事。

由於有新生訓導處那些人的反映,初期泰源監獄的管理很鬆。除了無期徒刑者不能外出之外,只要你願意,都可以調出去做外役種菜。有些人甚至和當地的小姐發生戀情。我判無期,就一直關在裡面。

在泰源監獄,我們可以對外投稿,可以訂購各種外文書籍。台北很多書店,像三省堂、鴻儒堂等日文書店,很多年後,在宴會上和書店老闆見面,他們聽到我的名字都還記得,說當時我向他們訂了不少書;他們還記得哪些人經常訂書。在泰源那幾年,有幸讀了很多日文和英文書,補充一些知識,要不然像我這樣,關了二十五年,簡直和社會脫節了。

泰源又流行投稿,我也幫大同公司的「協志叢書」翻譯,從日文版翻譯一本法國數學家的著作,稿費將近兩萬元,是當時的最高記錄。這本書用本名發表,其間波折很多。出版社同意出版,寄樣稿來給我校對時,剛好發生越獄事件。指導員很兇,說現在不能投稿,要沒收。我說怎麼可以,稿費已經拿了,出版社要打官司的話,我可是要出庭的。他說現在規定不能寄稿子,要我轉寄給家人校對,我只好轉回家,請外甥校對。

泰源管理較鬆,也因為警衛連是陸軍軍區派來的,其中有很多台灣的充員兵。以前在綠島,警衛連由警備總部指派。泰源的警衛連是一般陸軍部隊,政戰官不至於太強勢,不像警總的警衛連那麼兇,而且都是外省兵,不用台灣兵。泰源的台灣充員兵和我們多少有關係,坐牢的人有些比充員兵有錢,在福利社請客,大家稱兄道弟互相結拜。他們覺得,如果士兵放鬆一點,就可能成事。聽說當時連軍械庫的鑰匙,都放在定點,等他們去開。這些是聽來的消息,只知道事先和警衛連已有聯絡。

當時我的估計,越獄起事絕對不會成功。王昇當政戰學校校長,保密系統做得比共產黨還要嚴密。台灣地小人多,我在新生訓導處時調到政戰室,才知道連綠島那麼小的地方,都到處放「點」;有些點是老百姓,他們看到什麼狀況都會通風報信,每個點都打上紅色的記號。連綠島都如此,台灣更免不了,到處都佈置線民。控制那麼嚴密,沒有外力幫助,只靠獄中少數人,就算拿下軍械庫,裡面能有幾支槍。台灣的警備這麼嚴,實在很不可能;果然出事後一兩小時,直升機就飛來了。逃到山裡的人肚子餓了,到寮子裡,要求老百姓煮蕃薯湯來吃,水都還沒滾,已經有人從後門去通消息;還沒吃到口,警察就到了。事發之後,監獄裡所有人通通關起來,連開個鐵門端菜湯,都有五、六個士兵拿槍押著。

一九七二年,從泰源移監到綠島時,好像大演習,下了作戰令一般。卡車一出門,道路兩旁站滿武裝士兵,動員很大的兵力,空中還有直昇機巡邏。大清早我們從成功坐上登陸艇,才十七海浬的航程,中途還進行一場進出修理艦的演習。修理艦很大,我們坐的登陸艇直接開進船腹裡去,各種機具卡卡亂響的搞了一個多小時。真難得還有這種光景可看。

到綠島前,我以為又要回到新生訓導處,等卡車開進一個大鐵門,才知道是個新建的監獄。我在「綠洲山莊」關到釋放,三年間一步都不曾外出。從泰源來的人犯關在「八卦樓」的第一區,另外一批從軍監來的,關在第四區。軍人監獄可能在移送到綠洲山莊之後,才不再關政治犯,但是仍留下工程隊,一些木工、裁縫等等。

關在綠洲山莊的日子,感覺上最長、最難挨,整天沒事做,只能帶字典和三民主義,其他的書都不准,書寄不進來也寄不出去。我們在泰源看慣外國雜誌,到了綠洲山莊什麼書都沒有,那一段日子真是青春的浪費。

所以說,威權政治實在很差勁。政戰學校成立之後,建立起保防系統,王昇開始以幹校畢業生發展政戰系統。在新生訓導處時,就感覺到政戰學校出身的人,目中無人,看不起那些戰鬥系統的人。他們的態度就是,誰敢怎樣的話,我們的報告可以直接送到王昇那裡。指導員改稱輔導長、政戰官、保防官;新生訓導處那兩個保防官很不得了,大家都怕。後來又派個年青的保防官來,外語學校畢業的,口氣更大,他把官兵集合起來,說要由他教英文。本來英文都是我們新生教的,他說那是幾十年前的英文,算什麼,我來教。

連我們打藍球他也看不順眼,他自己愛打。官兵隊從來不敢跟新生隊打,因為打不過我們,而且也會有人打小報告,說官長和新生打球。那個保防官一來,就要官兵隊和新生隊比賽。其他的官兵向他說,打輸了不好看,不如以大隊為單位,由官兵和新生混合編隊比賽,比較沒有面子問題。當時我負責辦理康樂活動,在訓導處常被笑說是師大體育系的,專門負責籌備運動會,連官兵都要聽我的,好像總幹事,但名義上還是由官兵掛名。保防官就教我擬公文,由康樂官發出去。於是分為一、二、三大隊,處部和警衛連共五隊比賽藍球。他指定自己,和另一位馬屁型的新生做裁判。

我是第一大隊的選手,他專門吹我,稍微靠近別人,他就吹犯規,不到半場我就五次犯滿了。輪到他代表處部比賽時,由指派的新生當裁判,不管他怎麼推擠,都不會被吹犯規,所以他得分最高。計算成績時,我們一大隊和處部各三勝一負,但一大隊勝分多兩分,還是得到冠軍。

他很不甘願,一直找我麻煩,到康樂室搜我的東西。我有記錄每天工作的習慣,也曾寫過因為母親逝世,不能回家奔喪,傷心發牢騷的筆記。他看到了卻沒有拿走,只是記在心裡。等到要移送泰源時,他就向輔導長說,我藏著兩本日記簿,應該沒收。輔導長在檢查行李之前,先把我叫到一邊,說,你過來一下,他媽的,那個保防官說你有兩本日記,要我沒收,看你怎麼藏一藏,先託別人帶,就說你燒掉了。

威權政治之下,會有那麼多冤錯假案,也是因為有這種制度。制度非運作不可,保防、政戰系統的業績,就在於監視考核,即使沒事也要製造,小事也要放大,再加上獎金制度,老百姓就更加遭殃。難怪軍中流行說,錯就要錯到底,連官長都公開講,不要認錯,做到底就是了。這是國民黨最不好的地方,他們說寧可錯殺一百,不可錯放一個,就是這樣的心態。

蔣介石死後,蔣經國頒佈特赦和減刑令。聽說蔣介石講過,政治犯他絕不原諒。假如這句話是真的,以前說判個感訓就放你回去的話,都是騙人;要等他死後,蔣經國接任總統,才頭一次頒佈所謂政治犯減刑條例。那時我已經關了二十五年,二十一歲進去,接到減刑釋放時,已經四十六歲了。那天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。

那一次不是大赦,並非所有人都放出來。特赦有個條件,限定判決的法條不能是二條一項。二條一是說,參加非法組織,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。所謂非法組織,限定中共的組織,不能適用減刑條例,其他組織則可以。當年判決書的用語有很多種,譬如,參加非法組織,參加朱毛匪幫組織,參加中國民主同盟,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等。組織的名稱雖然不一,平常他們認為都是一樣,都是朱毛匪幫,都是中共黨徒。但這時問題來了,減刑那天,同樣以二條一判刑的人,能不能出來,差別太大了。判決書上寫參加朱毛匪幫組織、或匪黨組織的,都沒有份。寫著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,或只寫著參加外圍織的,才得以減刑出獄。

這是法官和書記官的筆法,或仇恨情緒深淺的表現,只是幾個字的差異,就差了好幾年。我坐二十五年牢,同樣判無期徒刑,在我之後才出來的,還有二、三十位,有坐了二十九年,三十二年的。最後兩位關最久的,三十四年七個月,就為了那幾個字的差別;人生運氣好壞,差別實在很大。後來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,開始關心那些人,像王永富、謝秋臨、林書揚等人,都接過人權團體的慰問信;他們出獄時,也常接受採訪。

在綠島期間,家人兩度去看我。釋放那天,因為同一批人很多,將近兩百個,採集體遣送的方式。他們先雇好交通船,把我們送到富崗;那裡已備好遊覽車,約有六部等著,分別把我們送往北、中、南部。我填報台中市,坐的那部遊覽車,一直開到台中市警察局。家人事先得到通知,動員二、三十個親戚等在那裡,他們簽了字,把我領回家。

新生訓導處的時代,我常擔任伙食委員,由士兵帶著,出去向老百姓買魚,那時候常勞動,體力還不錯。後來輾轉經過泰源監獄和綠洲山莊,都是監獄,將近十年之間,一步都不能出圍牆。在綠島的前十四年,出去買菜,砍樹砍草,整個島都跑遍了。後來那十年都關在牆裡,每天只放封三十分鐘,在亭子裡繞來繞去。剛釋放時,看到太陽,覺得真受不了;在大太陽下坐船,海面搖晃,隨即又坐了整天的車。難怪家人剛接到我的時候,都說完了完了,這個人關得發呆了,神經有問題,不會講話,看到父親和兄弟大姊,一付呆呆的樣子。二十五年實在很久,又因為才坐了整天的船和車,加上一路上看到的形形色色,人早就呆了,到家時已經筋疲力盡,軟綿綿的,不知道說什麼才好。

二、三個月之後,我報考國泰人壽的日文翻譯;其他的工作都不可能,我讀師範學院,但不能作教員。像蔡錕霖,出獄後考上師大,教育部發現他坐過政治牢,馬上退學。我一回家就要向警察局報到,找工作時,管區警察每個月來看一次,警備總部中部負責輔導的人,也穿著便服來。這個人很開明,他對我說,關那麼久,又戴那麼大頂帽子的人,出來以後可能會有自卑感,覺得自己抬不起頭,你千萬不要這樣想。我很訝異他會說這樣的話。

到國泰不久,城中分局的警察馬上來找我,要我好好幹,不要再出事;家人也要我趕快結婚,安定下來。二十五年實在太久了,和別人講話都合不來,大家說去哪裡做什麼事,我都搞不清楚。「時間」實在是很厲害的力量,被隔離二十五年,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。我負責公司裡的保險教育和資訊工作,每個月編一本通訊,也代表公司寫一些文章發表,讀的東西較多,漸漸才習慣了。剛出來時,還保有共產主義的思想,後來國泰信託解散,我和一位經理一起經營出版社,期間常讀台灣史,漸漸才發展出本土觀念。

日治時代的文化協會,因為地主階級擋不住左傾的勢力,分裂成民眾黨和農民組合,看起來還是左派方面,氣勢較強人較多。當時的環境就是這樣,大家要對抗日本,卻因地主有妥協性,有官做有保障就好,不太注重勞苦大眾的處境;難怪社會主義會因為符合大眾的需求而得勢。當時有農民組合、也有台共組織,台共是日共的台灣民族支部,獨立於中國,毛澤東也講過,要爭取台灣獨立。日治時代的戶口名簿看得很清楚,日本人多是複姓,台灣人單姓,一看就知道是中國人,是清國奴。但是這種區分,使人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,反而產生中國的民族意識。戰爭結束,稱為光復,回歸中國,覺得很自然,每個家庭的祖譜,也都還記載著祖先來自福建各地。

後來多讀台灣史,發現福建人、廣東人來台灣,其實也是殖民,也侵略了平埔族的平原。侵略的手段很多,用武力,用租約,很多不講道理之處。據說平埔人的園子裡如果有人拉屎,他們很忌諱,寧可放棄土地。漢人故意到平埔人的園子裡拉屎,等平埔人拋荒而去,就隨後進佔種植,造成很多紛爭。這是日本人寫的故事。讀這些台灣史,漸漸想到祖先可能有平埔血統;我家祖籍是福建永定(漳州府),隔鄰為廣東梅縣,所以家鄉都使用客家話。如此說來,我的祖先與福佬、客家、原住民都有關連。台灣住民多混來混去,如要堅持單一種族,沒有多大的意義。

我們出來以後繼續被監視。起初裡每個月一次,後來兩個月一次,警察會來我家裡,直到陳水扁當總統以後才取消。雖然放出來,我們還是很小心,因為其間有好多人又被抓回去。一九七五年,黨外運動開始發展時,我們很關心,常去聽政見會。隨後台獨派政治犯成立組織,類似互助會的性質;我們覺得新生訓導處的同學,也應有一個組織,一九八八年,我們便組織了互助會。每次開會,都有兩三個特務在後面繞,我們不予理會,看得出來不會再抓人了。到了一九八九年,黨外運動擴展,老兵闖回大陸,政府有點控制不了,開始放鬆,禁忌漸漸解除。

當時的組織以互助和交誼為主。後來的五二O事件,抓了四個學生,因為他們曾經到日本參加講習,就想以刑法一百條判刑。刑法一百條是唯一死刑,於是各界發動廢除刑法一百條的大遊行。過去我們因為刑法一百條,吃了很大的虧,根本沒有顛覆政府的舉動,只是看看書,就判十幾二十年,甚至槍斃掉。我們十分同情面臨刑法一百條的學生,於是頭一次動員,有好幾百人參加大遊行。我們還特別打扮,穿白衣服,全身套進去,寫上姓名、刑期和抗議的標語;還演出街頭劇,有逮捕、刑求、槍斃的情景,非常引人注目,報紙都大幅報導。

我們出來之後被監視,依我看,連李登輝都沒辦法管;後來國安局、調查局要換人都很困難。他們是另外一股勢力,另外一個系統,從大陸過來之後,就是個特立獨行的機構。除非你是自己人,第三者打不進去,干涉不了,到現在他們的經費還是獨立的。李登輝的時代還沒有辦法,特務機關的人事和經費,都不能碰;到陳水扁以後,大概比較好了。

整個情治機構,非常複雜,有好幾個系統,像藍衣社,專門暗殺日本人和親日份子;像戴笠的軍統,陳立夫、張群的中統、政學系,各人有各人的諜報組織。來台灣以後有內調局,就是內政部調查局,之外還有保密局,抓我們的就是保密局。聽說保密局內定你是死刑,或該判幾年,軍法局沒有辦法更動。軍法局屬於保安司令部,不是情報系統,是以國家的建制設立的。保密局在大陸就有根底,它要做的事,保安司令部不敢去碰。

保安處抓來的人,到軍法處以後,如果講的有道理,有時還可以減輕,因為保安處是保安司令部直屬的單位。我的案子在保安處寫得很嚴重,法官說我是死硬派,非重罰不可,我想大概完了。但是由保安處送軍法處的人,還可能放輕一點;保密局抓的人,就比較嚴重了。

蔡孝乾的整個省工委系統,都是保密局在辦,不讓保安處插手,保密局的權力顯然較大。鹿窟案抓了兩、三百人,也是保密局辦的,指揮官谷正文,是保密局的偵察隊長。保密局處置人犯的權限也比較大,基於國家政策,有些人可以讓他自新;幾個大人物都自新了,他們都是保密局抓的。保安司令部和警總抓的人就不可能自新,偵查時說可以自新,是騙人的,不可能。

政治犯的賠償間題,隨後成為互助會內部爭執的焦點。我們覺得應該和國民黨清算,很多人不應該判那麼重,不應該被槍斃。即使有人覺得自己不冤枉,但那些被牽連的,也有好幾千人。有的只因為借你住一夜,曾經和你交往,就被判知情不報,坐過牢之後,老來很辛苦。至少也應為這些人請求賠償。

為了這件事,互助會內部鬧分裂。一派堅持不向國民黨要錢,我們是認為要和國民黨清算,於是我們另外組織促進會。以我們的會為主體,到立法院、行政院請願示威。獨派的關懷協會也和我們合作,後來互助會也跟上來,最後終於成功。我們覺得這樣做沒有錯,爭取人權,照顧受難者,而且也主張對本土,對我們居住的地方有利的事,我們應當積極貢獻。這是促進會當前的主旨。

就廣義的平反而言,實在應由國民黨的黨產來賠償,如今以國家預算賠償,講起來還不是很正大光明。應清算國民黨的黨產來賠,而且也不止要求那種金額而已。一輩子和一家子都沒了,不是最高五、六百萬元可以解決的,這些錢應由罪人中國國民黨來支付。目前的狀況是妥協的產物,現實就是如此,要靠國家的財政做更廣泛的賠償,我也不敢想。

目前民進黨政府提出的政策,只要是好的,我們促進會都會儘力配合。另外又組織了老年政治犯關懷協會,進而普遍關懷所有的老人。為了這件事,本來打算成立基金,目標集資兩千萬,但內部有矛盾,錢又退還大家。本來和日本講好,生產老人專用的「介護器材」,是能幫臥床的老人翻身,處理大小便的設備,生產出來,捐給醫院和貧苦的老人。那是一架機器,有排洩孔,又能定時翻身。

基金退還之後,目前有心無力,也想動員下一代的人來幫忙,但是要組織第二代人,目前也還有困難,並不樂觀。目前主要的工作,是配合人權紀念館的成立,協助文宣、口述歷史、收集資料等工作。人權是與民主一樣重要的工作,促進會將悉力以赴;此外,就眼前能做的儘量做,尚沒有更遠大的計劃。

看目前台灣的情形,主要問題是朝野惡鬥、內耗太多,無法凝聚力量,來發展經濟及建設;族群及政黨問題依然是主因。相形之下,五、六年前韓國也發生過金融及經濟危機,但因全體國民團結心強,拒用外貨,扶植國內企業,共赴國難,現在已回復強大的經濟力。我想生於斯、死於斯,就應以保護及發展本地產業及環境為優先,這是起碼的認識及要求。希望能獲得有識人士的認同及支持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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